古天樂

　　杭州到富陽，情趣用品城與城之間該有的疏離，已被越來越多的樓舍填補，散不去的薄霧中，新的腳手架立起。
　　城市急劇膨大，鄉村迅速銷匿。作家方格子的老家——距富陽市不遠的雙溪竹北買房村也是如此。
　　“我筆下寫著別人的村莊，自己的村九份民宿莊也無可避免地荒蕪了。”
　　荒蕪之中，男子們奔向城市，村落中留下女人、孩情趣用品童與老人。
　　在《江南》雜誌2014年第一期中，有方格子的長篇紀實作品《留守女人——鄉村留守婦女生存境遇》，那些叫錢絨、芳芳、菊英、小分子褐藻醣膠陳一娟的女子，在貧窮、勞作、夫妻失散，以及性的苦悶中，無聊又無望。
　　“同樣生活在這樣的時代，她是女人，我也是女人，至少我是夫妻團圓的，兒女父母在一起。也許，一百年之間，‘留守’這個詞消失了，或者很多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園，對‘留守’也不一定再提了，我想，我要給她們留下一點什麼。”
　　不過是記錄的本能，方格子走訪了大半個中國的農村，捧出自己這第一部長篇作品。
　　記錄的意義
　　至少給那些女人一個出口
　　方格子辦公桌上的陶罐里，放著幾穗玉米，它們來自河南、貴州、安徽……她不遠幾千里背了回來。在《留守女人》里，它們被當地人叫作苞谷，每一穗苞谷背後都有一個女人的故事。
　　32歲的貴州女子陳一娟，走在長長的田壟上，夏日的煩躁之中，那些田壟似乎沒有盡頭。方格子至今記得那漫長的一天，從清晨到傍晚，陳一娟四五歲的兒子在田邊哭鬧、怨怒、沉睡，陳一娟的午飯則是一穗苞谷，她邊走邊啃，手上還沾著灰。
　　三年前，陳一娟失去了丈夫。在上海的悶熱天氣中，這個男人無法入睡，開了升降機，睡到腳手架上……
　　丈夫拿命換來的五萬塊錢，陳一娟一直沒有動它。“沒見到他人，我總覺得他還在上海。”或許，就是這個念想，支撐著她走下去。
　　一直以來，方格子都關註女性題材，如她的小說——《錦衣玉食的生活》《像鞋一樣的愛情》《上海一夜》。不過，按照她自己的說法，之前的作品“很少走外”。
　　近幾年，她背起行囊，去尋找鄉村裡的陳一娟們。多數樣本，都來自她私人關係的介紹——同學、鄰居的朋友、投稿的作者，甚至還有嫁到蕭山的女子的娘家……
　　走在遙遠的鄉間地頭，她與那些女人姐妹般地聊。對這樣的記錄，方格子有著自己的擔憂——
　　“她們本來如此，過十年二十年就老了，我的到來，像一塊石子丟下去，打破了平靜。”
　　即使在《留守女人》的行文之中，方格子也不迴避自己內心的矛盾，她不知道自己的記錄，對那些女人更有意義，還是對自己的寫作更有意義。
　　而很多人對於這位作家的到來，懷有另外的期待。採訪回來，方格子時常會給生了6個孩子的菊英快遞些鉛筆橡皮還有本子，朋友小秦說：“你要真想對人好，就給政府說說，給她家批個地基起個新房子，貸個款，讓人家日子過踏實咯。”
　　在亟待解決的現實之中，記錄似乎也顯得無力。
　　不過，那些女人願意對方格子傾吐。“這個留守的人如果是我呢？明天，那個打破內心陌生的女人就走了，今生不能再見。至少她可以對著我哭一下。”這是方格子的欣慰。
　　的確，人都需要一個出口，長久以來，她們卻都是無訴的境地。
　　變化肯定好嗎
　　她們無法從自身去消解困頓
　　臨泉某處的村落，方格子與看護著幾頭牛的女人聊天。看著眼前的牛，女人熱情地跟方格子介紹，哪個是公的，哪個是母的。小牛撒起歡來，騰挪、跳躍、奔跑，忽地又跑到母牛的旁邊，撒嬌般，耳鬢廝磨。
　　女人突然說：“你看，俺家就不如它這牛。”
　　那一刻，方格子知道，自己要記錄的不是留守婦女的貧窮，而是貧困。困，關乎精神。
　　在瀏陽，留守婦女的生活似乎很豐富——打麻將、跳廣場舞、繡十字繡。包括方格子的一位朋友，也這樣認為：我覺得她們很好啊，想去地里就去地里，想不去就不去。
　　“如果是夫妻都在家裡，那麼這是真正的好，但是，丈夫與小孩不在的那種好，是不得不好的無奈。”不能不說，這來自傳統農耕社會中女人先天的秉性——當丈夫遠去，子女遠離，女人便失去了一切，這個家庭也就幾近坍塌。
　　難怪，那地頭的女人說，自家不如牛。
　　方格子的母親，是最早的留守婦女，她說，那些年，自己偶爾回家，總覺得房間中冷冰冰、灰撲撲，沒有生機。而這樣的情形，時隔多年，她又在這個時代的留守婦女那裡看到。
　　“柴怎麼了，豬怎麼了，田怎麼了，老人怎麼了……”一個原本該由二人撐起的世界，直突突地擺在一個女人的面前，那種無力感，方格子感同身受。
　　書稿剛成型之時，方格子曾經收到摯友的建議，這位朋友認為，文本之中少了方格子對現狀根源的剖析挖掘，還有自身的立場。
　　“我花幾年時間，暫時放掉小說，來寫這個紀實作品就是我的立場，我的思考就是我的呈現。”
　　方格子筆下的那些女人，至今仍然會給她打電話。“我感受到了她們的變化，不一定很多年以後，起碼，他們的孩子肯定會變，但是，變化肯定是好的嗎？”
　　一貫如常的生活，因一位陌生女子的到訪，打破了往日的平靜，她們掙扎於自己不想要的生活，是否會更痛？
　　比如瀏陽的芳芳。方格子後來陸續收到芳芳的短信，類似“吃飯了麽”、“很忙吧”的問候以及抱怨。方格子說，自己近乎粗暴地進入了芳芳的生活，讓她對自己產生了傾訴的依賴感，但芳芳無法從自身去消解這樣困頓。
　　相會的成本
　　不單單是錢還有下一代
　　在方格子原本的設定中，記錄一位留守婦女的生活之後，相應地，要採訪她在城市的丈夫，作為一種呼應。然而，這樣的設想，最終沒有完全實現，方格子只是展現了幾位在他鄉丈夫的生活。
　　《留守女人》涉及了很多兩性之間的隱秘話題。女人之間可以說那些掏心窩子的話，然而，與自己的丈夫並置，她們“不敢”。
　　“‘那’是多麼重要的事情，尤其對年輕的男女。”方格子說，“但在巨大的經濟壓力面前，這一切都變得不重要。”
　　對於夫妻團圓，芳芳曾對方格子說出了這樣的憧憬——能不能給我們假期，老公回來或者我和孩子們過去，都給我們報銷車費，不扣錢，村裡出錢也可以。
　　同時，芳芳對方格子的另一種期待是：“你能不能跟政府說說？”，只是，這樣的期待對方格子而言，難以抵達。
　　夫妻相會的成本，在她們看來，實在太高，那願望也僅僅停留於不可實現的卑微期待。
　　然而，留守在家的女人，又時常擔憂在他鄉的丈夫會不會找別的女人。然而，她們總能找到說服自己的理由，形同一位叫於冬蘭的女人認為的那樣：“我對他爸爸媽媽這麼好，對孩子這麼好，他總不會做對不起我的事吧！”
　　這種自我安慰來源於自覺的忘我，鄉村固有的法則，讓她們在生存與生育以及所有壓力的苦熬之中，依舊記掛著孤單在外的丈夫。
　　因而，生於1986年的芳芳，只好等待，她要等女兒上學，便可托付給家人，自己帶兒子去廣州和丈夫團聚。但是，方格子卻對這樣的打算表示了擔憂——女兒七歲就必須承受留守在家的孤寂，不久的將來，孩子們依然過著他們這樣的生活，女兒出嫁後作為留守婦女在家，兒子娶回媳婦後作為瘦弱的丈夫外出打工……
　　這樣的輪迴之後，她們內心期待的那些，依然是奢望，或終於可以抵達……
　　（原標題：五萬塊錢和她的鄉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