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到富陽,情趣用品城與城之間該有的疏離,已被越來越多的樓舍填補,散不去的薄霧中,新的腳手架立起。
  城市急劇膨大,鄉村迅速銷匿。作家方格子的老家——距富陽市不遠的雙溪竹北買房村也是如此。
  “我筆下寫著別人的村莊,自己的村九份民宿莊也無可避免地荒蕪了。”
  荒蕪之中,男子們奔向城市,村落中留下女人、孩情趣用品童與老人。
  在《江南》雜誌2014年第一期中,有方格子的長篇紀實作品《留守女人——鄉村留守婦女生存境遇》,那些叫錢絨、芳芳、菊英、小分子褐藻醣膠陳一娟的女子,在貧窮、勞作、夫妻失散,以及性的苦悶中,無聊又無望。
  “同樣生活在這樣的時代,她是女人,我也是女人,至少我是夫妻團圓的,兒女父母在一起。也許,一百年之間,‘留守’這個詞消失了,或者很多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園,對‘留守’也不一定再提了,我想,我要給她們留下一點什麼。”
  不過是記錄的本能,方格子走訪了大半個中國的農村,捧出自己這第一部長篇作品。
  記錄的意義
  至少給那些女人一個出口
  方格子辦公桌上的陶罐里,放著幾穗玉米,它們來自河南、貴州、安徽……她不遠幾千里背了回來。在《留守女人》里,它們被當地人叫作苞谷,每一穗苞谷背後都有一個女人的故事。
  32歲的貴州女子陳一娟,走在長長的田壟上,夏日的煩躁之中,那些田壟似乎沒有盡頭。方格子至今記得那漫長的一天,從清晨到傍晚,陳一娟四五歲的兒子在田邊哭鬧、怨怒、沉睡,陳一娟的午飯則是一穗苞谷,她邊走邊啃,手上還沾著灰。
  三年前,陳一娟失去了丈夫。在上海的悶熱天氣中,這個男人無法入睡,開了升降機,睡到腳手架上……
  丈夫拿命換來的五萬塊錢,陳一娟一直沒有動它。“沒見到他人,我總覺得他還在上海。”或許,就是這個念想,支撐著她走下去。
  一直以來,方格子都關註女性題材,如她的小說——《錦衣玉食的生活》《像鞋一樣的愛情》《上海一夜》。不過,按照她自己的說法,之前的作品“很少走外”。
  近幾年,她背起行囊,去尋找鄉村裡的陳一娟們。多數樣本,都來自她私人關係的介紹——同學、鄰居的朋友、投稿的作者,甚至還有嫁到蕭山的女子的娘家……
  走在遙遠的鄉間地頭,她與那些女人姐妹般地聊。對這樣的記錄,方格子有著自己的擔憂——
  “她們本來如此,過十年二十年就老了,我的到來,像一塊石子丟下去,打破了平靜。”
  即使在《留守女人》的行文之中,方格子也不迴避自己內心的矛盾,她不知道自己的記錄,對那些女人更有意義,還是對自己的寫作更有意義。
  而很多人對於這位作家的到來,懷有另外的期待。採訪回來,方格子時常會給生了6個孩子的菊英快遞些鉛筆橡皮還有本子,朋友小秦說:“你要真想對人好,就給政府說說,給她家批個地基起個新房子,貸個款,讓人家日子過踏實咯。”
  在亟待解決的現實之中,記錄似乎也顯得無力。
  不過,那些女人願意對方格子傾吐。“這個留守的人如果是我呢?明天,那個打破內心陌生的女人就走了,今生不能再見。至少她可以對著我哭一下。”這是方格子的欣慰。
  的確,人都需要一個出口,長久以來,她們卻都是無訴的境地。
  變化肯定好嗎
  她們無法從自身去消解困頓
  臨泉某處的村落,方格子與看護著幾頭牛的女人聊天。看著眼前的牛,女人熱情地跟方格子介紹,哪個是公的,哪個是母的。小牛撒起歡來,騰挪、跳躍、奔跑,忽地又跑到母牛的旁邊,撒嬌般,耳鬢廝磨。
  女人突然說:“你看,俺家就不如它這牛。”
  那一刻,方格子知道,自己要記錄的不是留守婦女的貧窮,而是貧困。困,關乎精神。
  在瀏陽,留守婦女的生活似乎很豐富——打麻將、跳廣場舞、繡十字繡。包括方格子的一位朋友,也這樣認為:我覺得她們很好啊,想去地里就去地里,想不去就不去。
  “如果是夫妻都在家裡,那麼這是真正的好,但是,丈夫與小孩不在的那種好,是不得不好的無奈。”不能不說,這來自傳統農耕社會中女人先天的秉性——當丈夫遠去,子女遠離,女人便失去了一切,這個家庭也就幾近坍塌。
  難怪,那地頭的女人說,自家不如牛。
  方格子的母親,是最早的留守婦女,她說,那些年,自己偶爾回家,總覺得房間中冷冰冰、灰撲撲,沒有生機。而這樣的情形,時隔多年,她又在這個時代的留守婦女那裡看到。
  “柴怎麼了,豬怎麼了,田怎麼了,老人怎麼了……”一個原本該由二人撐起的世界,直突突地擺在一個女人的面前,那種無力感,方格子感同身受。
  書稿剛成型之時,方格子曾經收到摯友的建議,這位朋友認為,文本之中少了方格子對現狀根源的剖析挖掘,還有自身的立場。
  “我花幾年時間,暫時放掉小說,來寫這個紀實作品就是我的立場,我的思考就是我的呈現。”
  方格子筆下的那些女人,至今仍然會給她打電話。“我感受到了她們的變化,不一定很多年以後,起碼,他們的孩子肯定會變,但是,變化肯定是好的嗎?”
  一貫如常的生活,因一位陌生女子的到訪,打破了往日的平靜,她們掙扎於自己不想要的生活,是否會更痛?
  比如瀏陽的芳芳。方格子後來陸續收到芳芳的短信,類似“吃飯了麽”、“很忙吧”的問候以及抱怨。方格子說,自己近乎粗暴地進入了芳芳的生活,讓她對自己產生了傾訴的依賴感,但芳芳無法從自身去消解這樣困頓。
  相會的成本
  不單單是錢還有下一代
  在方格子原本的設定中,記錄一位留守婦女的生活之後,相應地,要採訪她在城市的丈夫,作為一種呼應。然而,這樣的設想,最終沒有完全實現,方格子只是展現了幾位在他鄉丈夫的生活。
  《留守女人》涉及了很多兩性之間的隱秘話題。女人之間可以說那些掏心窩子的話,然而,與自己的丈夫並置,她們“不敢”。
  “‘那’是多麼重要的事情,尤其對年輕的男女。”方格子說,“但在巨大的經濟壓力面前,這一切都變得不重要。”
  對於夫妻團圓,芳芳曾對方格子說出了這樣的憧憬——能不能給我們假期,老公回來或者我和孩子們過去,都給我們報銷車費,不扣錢,村裡出錢也可以。
  同時,芳芳對方格子的另一種期待是:“你能不能跟政府說說?”,只是,這樣的期待對方格子而言,難以抵達。
  夫妻相會的成本,在她們看來,實在太高,那願望也僅僅停留於不可實現的卑微期待。
  然而,留守在家的女人,又時常擔憂在他鄉的丈夫會不會找別的女人。然而,她們總能找到說服自己的理由,形同一位叫於冬蘭的女人認為的那樣:“我對他爸爸媽媽這麼好,對孩子這麼好,他總不會做對不起我的事吧!”
  這種自我安慰來源於自覺的忘我,鄉村固有的法則,讓她們在生存與生育以及所有壓力的苦熬之中,依舊記掛著孤單在外的丈夫。
  因而,生於1986年的芳芳,只好等待,她要等女兒上學,便可托付給家人,自己帶兒子去廣州和丈夫團聚。但是,方格子卻對這樣的打算表示了擔憂——女兒七歲就必須承受留守在家的孤寂,不久的將來,孩子們依然過著他們這樣的生活,女兒出嫁後作為留守婦女在家,兒子娶回媳婦後作為瘦弱的丈夫外出打工……
  這樣的輪迴之後,她們內心期待的那些,依然是奢望,或終於可以抵達……
  (原標題:五萬塊錢和她的鄉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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